随着北京、河北等地疫情的发生，一些地区原本已经有些松动防疫的弦又一次绷紧。近期，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提出，鼓励企事业单位灵活安排休假，引导职工群众在春节期间尽量在工作地休假。北京、深圳、上海、山东等各个地区也陆续发布通知，倡导务工人员非必要不回乡、在务工地点过年；确有需要返乡者，需严格遵守当地的核酸、备案、隔离等防控要求。

　　然而尽管形势严峻，却还是有很多人在网络调查中表示“要打破万难回家过年”。就连这几日大城市的外卖配送时间都普遍变长了不少，据说与一些外卖员担心过年无法返乡，元旦后就已提前返乡有关。网络上更是有了一些今年疫情下的返乡建议，包括什么时候走、什么时候回、如何规避高峰和限制等等。

　　强烈的返乡意愿背后，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的过年回家习俗。这就像欧美疫情严重的时候，意大利人还是要出门散步，美国人还是要感恩节团聚，英国人还是要跨年狂欢。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文化，以及支撑其的民族性。如果说自由是西方的民族性，那么团圆就是我们的民族性。以前春运一票难求，照样挡不住摩托大军的返乡潮。一首《有钱没钱回家过年》唱遍大江南北，也足以说明我们民族的团圆观念。

　　而且现实情况是，我们现在有2亿多的流动人口，因为已落户而并未统计在内的代际异地人口数量就更多了，过年团聚的意愿和需求是极其强烈的。面对即将到来的人口流动现实，地方政府防疫的压力显而易见。采取各种措施让职工响应倡议，引导人们留在原地过年，也成为了地方政府在年关优先考虑的问题。

　　那么如何合理引导职工原地过年呢？

　　首先是要给利益。一定要给予放弃返乡留在原地过年的人员一定程度上的经济补贴。地方政府、开发区、工业园区都应当积极站出来，拿出一定的资金或补贴政策给相关工厂。江浙有些地区就已经这样开始操作了，新闻报道有的工业园区给予留下过年的人员666元津贴，有的工厂给予留下过年的工人1000元左右的奖金。这样的做法是值得推广的。

　　其次是要有娱乐。对于很多工人来说，留下过年就意味着看着工厂守着厂房，缺乏年味更缺乏娱乐。他们已经牺牲了亲情需求，就不能在割舍掉娱乐需求。从地方政府，到基本生产单位的企业和工厂，都应当组建起保障留下过年人员的生活和娱乐需求机制。比如当地通信公司是不是能为这部分人员提供额外流量，厂区能不能提供wifi信号覆盖，老乡会等自发团体能不能组织出一系列娱乐活动等等，都应纳入考虑。

　　最后是一定要保证未返乡人员在春节过后的休假权利。于情于理来说，一年没见孩子，一年没见爱人，一年没见父母，这是实打实的返乡“必要”。全国妇联测算的全国留守儿童有6000万人，中国农业大学调查处测算的全国留守妇女有4700万人。在这些天文数字面前，返乡的人性基本需求不应被漠视。那么在春节过后，如何有序安排工作人员分批、分期地休假，让他们可以返乡与家人团聚，也是应当考虑的问题。是不是可以现在就许诺，甚至在过年前就制定好年后的分批休假安排？都是可以探讨并操作的。而相信也只有充分保障了打工人的休假探亲权，他们才不会一窝蜂挤在过年这个时间点集中返乡。

　　此外，对于那些已经确定返乡的人员，我们也可以通过做好服务的方式，减少人群聚集和染疫的可能。例如集中订票、引导订票，设立专列，大巴统一往返工厂和火车站接送，推进各地健康码的互认体系等等。

　　春节马上就要到了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在哪儿过年，依然是个考虑中的问题。希望各地可以通过各种足够有诚意的配套政策，积极引导、吸引那些计划返乡人员留在原地过年。既然我们顺利通过了国庆假期的考验，那么相信也一定可以通过春运这一关。

（文章来源：贝果财经）